沈千山约的地方，还是北阳宾馆。

2009年4月17日，晚七点半，302房。

陈觉明推门进去时，沈千山己经在了。

他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，姿态闲适，膝上放着一本翻开的杂志。

落地灯的光晕笼着他，那副金丝眼镜反射着温润的微光。

听到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，微微一笑。

“陈先生，别来无恙。”

和一年前相比，他几乎没有变化。

依然是那副彬彬有礼的海派做派，依然是那种见惯世事的从容。

但陈觉明知道，这一次不一样了。

上一次沈千山来北阳，是替人跑腿。

这一次，他是自己坐庄。

陈觉明在对面的沙发坐下，没有寒暄，没有说话。

沈千山也不急，他合上杂志，慢慢放到一旁，欠身给陈觉明倒了杯茶。

“今年的大吉岭春茶，刚到的货。”

他将白瓷杯推过来，“尝尝。”

陈觉明没有动那杯茶。

“王建军在哪？”他问。

沈千山的眉梢微微扬起，笑意更深了。

“陈先生果然做了很多功课。”

他靠回沙发背，

“王先生在温哥华休养，一切安好。他托我转达对您的问候，并说，那套房子的事，他一首心存愧疚。”

“愧疚？”陈觉明看着他，

“2008年6月，他的人在温哥华见完你，你就派人飞上海、来北阳。

那时候你们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，只是赌，赌那老家伙把东西留在了那里。”

“赌对了。”沈千山没有否认，

“那套房子被法院拍卖，王建军自己都没想到，买家会是您这样一个……普通年轻人。”

他顿了顿，语气里带着几分真诚的欣赏：

“更没想到的是，您发现那笔钱之后，第一反应不是报警，也不是私吞。

而是把它藏起来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继续过您的日子。”

“这份定力，我自愧不如。”

陈觉明没有接这个话茬。

“你老板呢？”他问，“那个‘姓王的’，此刻是在温哥华，还是在泽西岛？”

沈千山沉默了几秒。

然后他摘下眼镜，慢慢擦拭着，动作和一年前一模一样。

“陈先生，”他说，

“我老板是谁，很重要吗？”

“重要。”陈觉明说，

“因为我知道他等这笔钱等了多久，也知道他为了这笔钱做过什么。

2008年6月派人来北阳踩点，2009年初锁定目标后立即入境施压。

这份执着，总该有个缘由。”

沈千山没有回答。

他把眼镜重新戴上，端起自己的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。

“我老板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姓王，单名一个‘远’字。远方的远。”

“他是南山松的独生子。”

“2008年他父亲外逃之前，他们父子大吵过一架。

王远希望父亲把所有的资产一次性转移到海外，从此与国内彻底切割；

南山松不肯，执意要把一部分钱留在国内，说‘总要留条后路’。”

“王远不懂那条后路有什么用。他只是怕，怕父亲在国内留的东西，会变成将来回旋的刀。”

“事实证明，他怕对了。”

沈千山看着陈觉明：“那把刀，现在在您手里。”

房间里安静了很久。

陈觉明没有说话。他在想2008年3月，巨贪外逃前的最后一夜。

那一夜他在书房坐了多久？他在想什么？

他在想儿子那句“把资产全部转移”的催促吗？

他在想那个“总要留条后路”的后路，究竟是留给谁？

还是他其实隐约知道，那条后路，永远到不了儿子的手里。

因为他早就决定，把它交给天意。

“王远让你来，”陈觉明说，“想要什么？”

沈千山放下茶杯，第一次露出了疲惫的神情。

“他不知道我来了。”他说。

陈觉明看着他。

“王远三个月前被诊断出胰腺癌，”沈千山的声音很低，“晚期，医生说，最多还有半年。”

“他这二十年，活着的唯一动力就是等父亲留下的那笔钱。

那是他的执念，也是他恨父亲的根由。

他始终认为，父亲把钱藏在墙里，却不告诉他具置，是不信任他。”

“现在他知道自己快死了，突然又想通了。”

沈千山顿了顿：“他不想要钱了，他只想见一见那个拿到记事本的人。”

“他说，想知道父亲选的人，究竟是什么样。”

陈觉明沉默了很久。

窗外的夜很静，静得能听见楼下庭院里法桐叶子被风吹动的沙沙声。

“你替他来北阳，”陈觉明说，“就为了带这句话？”

“是。”沈千山点头，“还有一样东西。”

他从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里，取出一个巴掌大的信封，放在茶几上。

信封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行手写的字，笔迹苍老而虚浮：

“持本者亲启，南山松绝笔。”

“这是他去世前三天写的。”沈千山说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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